第十九章

　　那个叫小苏的女孩住进来三天后，她的身世才从阿霞嘴里一点一点地拼凑完整。

　　阿霞那天晚上收工早，把张黎明、王素芬和芳姐叫到她屋里打牌。四个人也不赌钱，就是嗑着瓜子消磨时间，顺便聊那条巷子里永远聊不完的闲话。

　　“你们知道那小姑娘为什么跑出来不？”阿霞捏着一张扑克牌，压低了嗓门，眼睛往天花板上瞟了一眼——小苏就住在楼上那个最小的单间里。
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王素芬问。

　　“我去找房东交租子的时候，顺便跟她聊了一下午。”阿霞把牌往桌上一扣，整个人往后靠在椅背上，脸上难得地没有平时那种大大咧咧的神情，“这丫头命苦。”

　　小苏全名叫苏晓小，今年才二十岁，老家在贵州一个叫麻山的地方。是听都没听过的那种穷山沟，从镇上坐车进去要三个小时，全是盘山路，一到下雨天就塌方断路。

　　她爸是个地道的庄稼人，老实巴交但重男轻女到了骨子里。家里三个孩子，小苏是老大，下面一个妹妹一个弟弟。弟弟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从小就是全家的皇太子，鸡蛋紧着他吃、新衣服先给他买，连过年杀的年猪都是把最好的里脊留给弟弟。两个姐姐在饭桌上多夹一块肉都要被她爸用筷子敲手背。

　　小苏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。不是因为成绩不好——阿霞说到这里特意顿了一下，把烟头在易拉罐剪成的烟灰缸里用力摁灭——而是因为她爸说“女娃子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，还不如出去挣钱供你弟念书”。那年小苏才十四岁，从学校回来的那天晚上，她把课本整整齐齐地码在床底下，一个人缩在被窝里无声地哭了一整夜，第二天起来眼睛肿成一条缝，从此再没提过上学的事。

　　十四岁的小姑娘，连身份证都没到年龄办，被同村的一个婶子带到县里的服装厂打黑工。每天从早上七点踩缝纫机踩到晚上九点，肩膀和手腕酸痛得晚上睡觉都不知道怎么放，一个月挣八百块钱全寄回家。后来那家服装厂被查了，她又辗转去了好几家厂子——电子厂的流水线、鞋厂的刷胶车间、食品厂的分装书车间——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，拿的都是最低最少的工钱。

　　就这么在外面漂了六年。六年里她每个月按时往家里寄钱，弟弟的学费、生活费、补习费，全是她一针一线、一个螺丝一个螺丝拧出来的。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一件校服穿到袖口磨出洞还不肯扔，打了补丁继续穿。

　　上个月，小苏在工厂里连续加了二十天班，攒了四千块钱，想着快过年了，特意买了火车票回老家。这是她出来打工以后第三次回家。前两次回去都只待了两三天就走了，因为家里连一张多余的床都没有，她只能跟妹妹挤一张小竹床。这次她特意给家里每个人都带了礼物——给她爸买了一件羽绒服，给她妈买了一双棉皮鞋，给弟弟买了一部二手的智能手机，给妹妹买了几本辅导书。

　　“你猜她爸怎么着？”阿霞说到这里，把瓜子往桌上一撒，声音忽然拔高了，“她爸收了钱，数了三遍，往裤兜里一揣，连句好话都没有。第一句话就是——‘这钱不对，怎么才四千？你弟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两千。’”

　　“操。”王素芬骂了一句。

　　“还有更过分的。”阿霞冷笑一声，“她爸试了试她买的羽绒服，说袖子短了，让她拿回去退。又看了那部手机，说是旧的开不了机，劈头盖脸骂她被人骗了。说到最后又绕回来了——还是钱的事。嫌四千太少，说她肯定自己偷偷攒了私房钱，让她把私房钱也交出来。”

　　芳姐把手里的扑克牌往桌上一拍，起身走到窗户边，点了一根烟没说话。

　　张黎明坐在那里，手里捏着一张红桃K，指关节攥得泛白。

　　“当天晚上，母女几个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吃顿饭。她爸喝了酒又开始在饭桌上骂，从‘女娃子不中用’骂到‘嫁出去的赔钱货’，又从‘赔钱货’骂到‘连弟弟都帮不了你还有什么脸回来’。摔了酒瓶子，掀了桌，一桌菜全掀翻了，油汤淌了一地，妹妹吓得缩在墙角哭。她爸站在满地狼藉中间，指着小苏的鼻子说了一句话。”

　　阿霞停了很久。

　　“‘你要是挣不到钱，就别回来丢人了。’”

　　屋子里安静了很长时间。窗外的冷风把窗框吹得吱吱响，电视里放的什么综艺节目远远传来一阵笑声，听着扎心。

　　王素芬最先开口，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：“这他妈是人说的话吗。”

　　“小苏当天晚上就收拾东西走了。”阿霞的声音也沉下来，“大冬天的，零下好几度，她一个人拖着箱子走了十几里山路到镇上。从镇上的长途车站坐晚上唯一一班过路车到了市里，然后一路转车转到了咱们这儿。身上就剩三百块，加上这半个月在奶茶店打工挣的，才将够付第一个月房租。”

　　芳姐转过来，把烟头在窗台上掐灭，声音很轻：“她那个奶茶店一个月才挣几个钱？能在这里撑多久？”

　　“撑不久。”阿霞摇了摇头，“所以她才来站街。命苦的女人早当家，她也是被逼急了。”

　　“不行。”张黎明忽然开了口，声音不大，但语气斩钉截铁，“她不能站街。”

　　其他人都转头看他。

　　“她才二十岁。干干净净的一个姑娘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垂下眼皮看着手里那张早就被他捏皱了的扑克牌，意识到自己情绪有点过，把口气放缓和了些，“她还年轻，还能走别的路。”

　　“我同意。”芳姐也说，“这孩子要是出来站街，她那个爹就更有话说了。凭什么女儿辛辛苦苦卖肉挣钱，供他儿子念书享福？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。”

　　阿霞看了她们一眼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，像是在说“你们以为我想让她站街？”，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：“我也就是跟她说说这里的情况。她要是真不想走这条路，咱们谁也不会逼她。”

　　张黎明把那张皱巴巴的红桃K放在桌上，站了起来：“我下去看看她。”

　　小苏的房间在五楼走廊最尽头那一间——最小、最便宜、夏天最闷冬天最冷的一间。以前是个杂物间，后来房东改装了一下，放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折叠桌，就拿来出租了。

　　他走到门口，发现门没有关严，虚掩着露出一条缝。昏黄的灯光从缝隙里漏出来，隐约能听见里面有人在吸鼻子。

　　他抬手轻轻敲了敲门框：“小苏，是我，张姐。能进来吗？”

　　里面安静了两秒，然后传来一声带着鼻音的“嗯”。

　　张黎明推门进去。房间很小，目测不超过六平米，一张单人床占了大半面积，床单是洗得发白的碎花布，枕头上搭着一件叠好的旧情校服。折叠桌上放着一盏十块钱的小台灯，灯光调得很暗。小苏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一个搪瓷杯子，里面装着半杯白开水。她的眼眶红红的，鼻尖也红红的，显然刚哭过。马尾辫散了半边，几缕碎发贴在湿漉漉的脸颊上。

　　“是不是做噩梦了？”张黎明在她旁边坐下，床垫吱嘎响了一声。他这才注意到搪瓷杯子上有一个褪色的喜羊羊贴纸，边缘都磨没了——小苏大概把这些年仅有的几件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带在身上。

　　小苏摇摇头，低着头盯着手里的杯子，不说话。

　　“我听你霞姐说了。”张黎明也不绕弯子，声音放得很轻很柔，“你家里的事。”

　　小苏的手指抖了一下，杯子里的水面荡起细小的波纹。她的嘴唇紧紧抿着，像是在用力忍着什么，忍得下巴都在轻轻发颤。

　　张黎明叹了口气。他犹豫了半秒，然后伸出胳膊，轻轻地揽住了女孩的肩膀。小苏的身体先是一僵，像一只被触碰后本能缩紧的小动物，但没过几秒，她整个人忽然松下来，像是被抽掉了所有的防备，把头靠在张黎明的肩膀上，终于哭了出来。

　　哭得很压抑。没有嚎啕大哭，只是肩膀一抖一抖地抽泣，眼泪一点一点濡湿了张黎明肩膀上的衣料。怕吵到别人，她把脸埋进张黎明的肩窝里，两只手攥着自己的裤腿，嘴唇死死咬紧着不敢松开，喉咙里只泄出几声闷闷的呜咽。

　　张黎明轻轻拍着她的背，下巴抵在她的头顶。女孩的头发有一股洗发水的味道——是那种最便宜的飘柔，但他却觉得很好闻。怀里这具年轻的、单薄的身体因为哭泣微微发抖，肩胛骨的形状隔着羽绒服都能摸到。他从上往下顺着女孩的头发，像安抚一只受伤的小猫，没说话，只是陪着她。

　　过了好一会儿，小苏才慢慢止住哭，从他肩膀上抬起头来。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，睫毛黏成一簇一簇的，鼻翼还在一抽一抽地翕动。

　　“对不起，张姐……把你衣服弄湿了。”她的声音哑哑的，第一反应居然是道歉。

　　“一件衣服而已，哭出来舒服点。”张黎明笑了笑，用手指帮她揩掉脸颊上的泪痕，这个动作自然得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“以前的事儿就让它过去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这儿，有我们呢。”

　　小苏抬眼望着他，眼珠又黑又亮，湿漉漉的像被雨洗过的溪石。她看着张黎明，目光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——感激、依赖、还有一点点不确定，像是一个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很久的人忽然看见一团火，想伸手去烤，又怕火是假的。她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后只挤出了简单的一句：“谢谢姐。”

　　“谢什么。我们住在一个楼里。”

　　从那天晚上以后，巷子里的几个女人像是达成了一种默契。大家都会下意识地去照顾这个最小的成员。

　　王素芬每天做饭的时候会特意多煮一把米，然后端着碗上楼敲小苏的门，嘴里永远是那句：“做多了，一个人吃不完，帮我解决一下。”碗里的菜总是荤素搭配得刚刚好，肉丝压在饭底下，怕她觉得是刻意的。

　　阿霞隔三差五就往小苏屋里塞东西——一袋子苹果、一卷卫生纸，两副超市甩卖的棉手套，有时候只是一包不值钱的辣条。嘴上从不说什么“给你的”，永远是“买多了”、“打折买的”、“不吃就坏了”。

　　芳姐让小苏去她那里洗澡，因为她住一楼，热水器好使，水压也大。“你那边那个破热水器，洗个澡跟受刑似的。”芳姐把毛巾和洗发水往小苏手里一塞，语气不容拒绝，“以后洗澡就来姐这儿。”

　　小梅比她大不了几岁，是最先跟她混熟的一个。两个人能聊到一块去——聊衣服、聊明星、聊手机里刷到的搞笑视频。有一次张黎明上楼收衣服的时候经过小苏门口，听见里面传来咯咯的笑声，是小梅正教她怎么用最便宜的气垫粉底遮黑眼圈。“你这张脸，稍微化点妆，走到街上回头率比我们都高。”小梅说着把镜子往她面前一推，“你看，像不像换了个人？”

　　张黎明站在门外，听着里面的笑声，嘴角也不由自主地弯了一下。

　　但他对小苏的关心，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

　　这一点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这个女孩的？大概是最早阿霞带她进楼的那天

晚上，小姑娘站在巷口，攥着编织袋的系口，嘴唇冻得发紫，羽绒服的别针歪歪斜斜地别着，眼神里有种倔强的不肯认输。那一刻他的目光就没能从她身上移开。

　　起初他以为那只是同情。一个苦命的女孩子，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被当作工具压榨了二十年，好不容易攒够了逃离的勇气，却被这个世界最冷的一面迎头浇了个透心凉。他演的是张凤，一个同样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女人，看到比自己更弱的同类，生出保护欲是很自然的事。

　　但后来他发现不对劲。

　　有一次小苏来他屋里借电热水壶烧水。那天晚上他刚收工回来，正在门口弯腰换鞋，小苏敲了门进来，蹲在墙角抜电源。她穿着一件领口已经洗变形的粉色毛衣，蹲下来的时候后领往下落了一截，露出一小段白皙的后颈，皮肤在昏黄的灯光下几乎透亮。几缕碎发落在后颈上，随着她弯腰的动作轻轻晃动。

　　张黎明站在她身后，目光不由自主地停在那段裸露的后颈上。那是一种很干净的、属于年轻女孩特有的情白，没有化妆品残留，没有劣质香水味，素净得像一张没有被人触碰过的纸。那只女性身份在心底升起的是心疼，而那个男性身份在心底升起的，是一种更热也更危险的情绪。

　　他盯着那段后颈看了好几秒，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——如果他还是张黎明，在别的地方遇到这样一个女孩，他大概会想追求她。不，不是追求，是保护。他想把她从这滩泥里拉出来，想看她笑，想看她穿上干净的连衣裙走在阳光底下的样子，想让她的马尾辫不再是饿得没营养的那种枯黄色。

　　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他吓了一跳。

　　他连忙移开视线，转身去收拾桌上的东西，手上动作急促，不小心碰倒了一瓶爽肤水。小苏回过头问“怎么了张姐”，他说没事手滑了。小苏提着壶走了，他一个人在床边坐了很久，手心全是汗。

　　他在心里把自己骂了一顿。张凤是个女人——在小苏眼里，张姐是个三十多岁的、站街为生的女人，是一个关心她的同性长辈，仅此而已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念头，都是荒唐的、危险的。他不能让她察觉任何不对，也绝不能让自己越过那条线。

　　但理智归理疯情智，他还是控制不住地想帮她。

　　那天下午，他在楼梯上碰见小苏。小苏脸色不太好，黑眼圈很重，嘴唇干干的，一看就是没休息好。他叫住她，靠在楼梯扶手上问怎么了。小苏先是说“没事姐”，被他又追问了两句，才吞吞吐吐地说了实话——第二个季度的房租快到期了，她手头的钱不够，奶茶店的工资还要等半个月才发，中间有好几天的空档。怕被房东催，连着好几晚没睡踏实。

　　张黎明没多说什么，点了点头让她先别急，说帮她想想法子。当天晚上收工以后，他稍微结算了一下手里的现钱，上楼去了小苏的房间。

　　小苏开门的时候穿着一件旧棉睡衣，头发随便扎了个丸子，桌上摊着一本从奶茶店带回来的记账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，旁边放着一个打开的计算器。她看到是张黎明，连忙把记账本合上，但那几行数字已经被张黎明扫到了——工资收入、房租支出、日用支出，每一项都精确到角，最后的差额被红色的圆珠笔圈了好几圈。

　　“小苏，我想了一下。”张黎明开门见山，在床边坐下来，“你一个人付那间房的房租确实吃力。奶茶店的工资就那么点，交了房租你连吃饭都紧巴。”

　　小苏低下头，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记账本的页角，没说话。

　　“你看这样，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。反正我这间屋不小，放得下一张折叠床。”他指了指靠窗的那块空位，语速不快，像是刚从脑子里冒出来的念头，但其实他已经想了一整天，甚至拿卷尺悄悄量过那面墙的长度，“白天你在奶茶店上班，晚上我——我那什么的时候，你去楼下芳姐那儿或者去阿霞屋里坐坐就行。不会太久的，一般也就……你懂的。”

　　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有点尴尬地摸了摸后脑勺，这种尴尬不是演出来的——他是真的有点不好意思。这个提议本身是百分百出于好意，但话说出口以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一个“站街女”邀请一个年轻女孩来同住，这件事本身有多矛盾。

　　小苏抬起头，神色纠结。她知道张姐是在帮她，也知道这间屋子确实能挤得下两个人，但她不好意思这么麻烦人家。她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在组织拒绝的措辞。

　　“姐……这怎么行，”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轻轻的，“你也不容易，我……”

　　“我一个人住也是住，多你一个还热闹点。”张黎明预判到了她的话，没等说完就打断了她，拿出张凤那种不拘小节的语气，“等我以后挣得多了你再还我，就这么定了，明天我帮你去搬东西。”

　　小苏的眼圈又红了。她咬着嘴唇，努力不让那声压在嗓子里的哽咽变成真正的哭声，最后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　　第二天下午，张黎明帮小苏把五楼那间小房间里的行李搬了下来。东西不多——一个红色拉杆箱，一个编织袋，一床薄被子，一只快掉毛的牙刷，搪瓷杯，一双备用布鞋，一个从老家带来的塑料梳子和一个巴掌大的化妆镜。全部家当叠在一起，连折叠床的三分之一都填不满。

　　他把靠窗的那块空地扫干净，用湿抹布反复擦了两遍，又从楼下阿霞那里借了一张折叠床。阿霞听说小苏要搬过来跟他住，瞪了他几秒，然后说了一句“行，你们俩互相照应也好”，二话不说就帮他把床扛了上来。折叠床有点旧了，中间有一根弹簧松了，躺上去会轻轻吱嘎响，但铺上被褥以后看起来总算像个睡觉的地方。

　　小苏把自己的薄被子铺在折叠床上，拉杆箱推到墙角当床头柜，搪瓷杯和化妆镜整整齐齐地摆在上面。她又从编织袋里翻出一张过期的明星海报，用透明胶贴在靠床的墙上遮住剥落的墙皮。海报上是几年前的某个男团，被她保存了不知道多少年，纸面布满折痕，用透明胶带一条一条地粘过。

　　“这样好多了。”她退后两步看了看，终于笑了一下。那是张黎明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真心的、不带负担的笑容。

　　晚上小苏九点半从奶茶店下班回来，会先敲三下门——这是他们约好的暗号。如果张黎明回了“等一下”，说明屋里有客人，她就去芳姐那里坐一会儿；如果回了“进来”，说明屋里没人。后来小苏嫌每次敲门之前都紧张，干脆跟张黎明约了个消息，收工前就发微信确认。张黎明偶尔会在屏幕那头发一句“再等我十分钟”，她就在楼下花坛边遛圈看月亮。

　　大多数时候，小苏回来的时候屋里都是没人的。张黎明一般晚上十点半以后才收工，那会儿小苏已经把折叠床支好了，有时还会用小电饭锅煮一锅白粥。张黎明进门第一眼看见的不是那锅粥，而是小苏蹲在地上守着电饭锅的背影，马尾辫垂在肩上，蒸汽把她的脸蒸得微微发红。这个画面让他心里涌起一种很陌生的柔软——像是回家有人等的感觉。

　　有一天晚上下雨，生意不好，张黎明早早收了工回屋。进门的时候发现小苏坐在折叠床上，腿上摊着一本书，正就着床头灯在看。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一本二手书店买的旧教材，封面的边角用透明胶粘过，看样子是打算自学考什么证。

　　“姐，你回来了。”小苏合上书，起身去给他倒水。走到一半又折回来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一小坨用保鲜膜裹好的白凉粉。“奶茶店后厨剩的，老板让我带走的。你吃不吃？”

　　张黎明接过那坨凉粉，看着小苏认真地在搪瓷杯里调白糖水，忽然觉得嗓子有点发紧。他低头把凉粉吃了，什么也没说。

　　从那天起，他就对自己说：等自己这个身份做腻了，就带她离开这个鬼地情方。不管以什么方式。